《数字社会》是网络社会理论提出者、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 特 2024 年出版的著作。 卡斯特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发展了他的网络社会 理论,并阐明了网络社会与数字社会的关系:数字社会是支撑网络社会 的社会 - 技术平台,而网络社会的逻辑也反过来塑造数字社会。 书中通 过大量经验研究,探讨了在数字技术的塑造下,当代社会在传播方式(大 规模自传播)、社交性、隐私、金融市场、工作、社会运动乃至战争与和平 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新特征。 与简单的技术决定论相反,卡斯特强调,数 字社会对人和自然的影响最终取决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处于全球网 络不同位置上的行动者如何使用数字技术,特别是把数字技术用于什么 样的目的。 该书旨在帮助人们从对数字时代的“不知情的困惑”走向“知 情的意识”,展现了作者扎根于经验观察的理论风格。

在中国快速老龄化与数字技术普及的背景下,低龄老年人面临着数字鸿沟的挑战,其数字素养对幸福感的影响愈发显著。本文借助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深入探究了低龄老年人数字素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低龄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数字社交素养和数字工作素养的影响更为突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子女数量较多以及处于高网民规模地区的老年人群体,其数字素养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提升社会经济地位和改善主观人际关系判断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推动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并加大对低网民规模地区老年人群体的数字教育支持,助力老年人在社交和工作场景中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进而提升幸福感。

20世纪末,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论述了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再结构。本文基于卡斯特网络社会理论的研究视域,以从网络社会到人工智能社会的发展为经,聚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就业结构的转型,试图比对、勾勒出当前智能社会的图景。在智能社会中,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生产力具有高度集中的天然特性,掌握算力、算法和数据的主体将获得前所未有之垄断的可能性。此外,本文深化了对人工智能是否将取代人类劳动这一现代性问题的认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与就业水平的演变还没有显示出系统性的结构关系,就业被取代和被创造并存。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开发和普及,对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AIGC具备生成式、智能化和个性化等特征,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教育实践,但也面临不确定性的现实挑战。本文梳理了当前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在教育领域应用AIGC的实践经验,结合政策文本和应用实践分析,对比国际和国内的不同教育发展现实与人才需求,从人才培养和教育变革的匹配角度,探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AIGC实践应用方向,为探索推进教育现代化、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启示。

本文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社会学的拟人研究对象,正如社 会学的终极研究对象是人一样。 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出现的多模态大 语言模型能够模仿人类语言与用户互动,甚至出现用户与情感陪伴智能 体形成的亲密关系。 但恰恰由于这些拟人特征,社会学研究者有必要揭 示智能体背后的黑箱算法、模型输出的错误和偏见以及部分媒体和企业 的炒作,将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彼此建构的双向关系,通过实证研究转 为社会批判。 这样的努力还可以转化为训练大语言模型深度学习社会 学和中国文化知识的方法与路径。

大数据与计算工具的出现,为社会学研究中大规模文本资源 的利用带来了新的可能。 近年来,文化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经济社 会学的研究表明,计算文本分析可用于理论构建与检验。 本文首先回顾 了社会学中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的历史,然后探讨了当代研究中使用的 五种计算方法。 通过典型研究案例,本文展示了词典法、语义和网络文 本分析、语言表示、无监督文本聚类分析和监督文本分类如何帮助社会 学家完成不同的分析任务。 在介绍最新方法论进展的基础上,本文总结 了使用大规模数据集与计算方法推导文本复杂含义的若干重要启示。 最后,作者呼吁来自不同方法论传统的研究者在采用文本挖掘工具时, 仍应谨记从传统数据与方法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并没有逃离马克思主义的论域而成为一个免受批判的“美丽新世界”,相反,它更深入地走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论域。通过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网红经济与马克思《资本论》中“企业主理论”的同构性,可以发现,网红正是作为一种“新型企业主”,一方面参与数字平台对他人的剥削,另一方面自己也受到这种剥削,并且对这种剥削的存在浑然不觉。更进一步,网红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受到的剥削比在传统资本主义时代受到的剥削更广泛、更隐蔽。这启示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新时代要与时俱进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戳破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避免落入历史的陷阱。

在数字化浪潮里,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愈发凸显。本文把老年群体分为三类,即数字技术熟练使用者、“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并基于全球在地化视角,探讨上海在数字技术适老化2.0升级行动中,怎样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下新旧媒介并行的微粒社会。经由实地调研新加坡、瑞士、日本等国的经验,剖析其相关做法与实践案例,提出上海的具体实施路径。本文指出,培育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保留传统服务方式、推进科技无感化转换、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支持网络,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社会参与和数字消费的内生动力等,可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推动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革 新。 以社会科学理论与经验知识为基础,将“大模型 + 智能体”生成的数 据作为有意义的事实数据进行研究的第五范式———智能社会研究范式 正在兴起。 在技术原理方面,这一新兴范式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两大 核心技术突破:一是大模型所代表的从“模式识别”到“模拟世界”的“机 器学习革命”;二是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所代表的从解决“专项任务”到 求解“通用问题”的“通用人工智能萌芽”。 在知识逻辑方面,该范式深度 融合并赋能定量、定性、社会仿真与大数据这四大传统范式,以智能生成 的数据克服传统数据的碎片化、偏差性与获取壁垒,并通过理论引导的 交互机制拓展了知识发现可利用的事实空间。 在应用路径方面,通过构 建代表各类人类行为体与社会构成的智能社会模型,可以精确模拟全类 社会系统,从而揭示复杂社会现象的涌现规律;科学发现的通用执行则 赋能从文献综述、假设生成、数据采集与分析、理论检验与发现的“科学 环”全流程,显著提升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效能。

《技术封建主义》是法国左翼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塞德里克·迪朗2020年出版的著作,2024年出版中文版。该书阐述了数字技术统治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封建化转向,以一种人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面向系统性地剖析了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缘起与逻辑结构。当然,由于对马克思“利润”“劳动”等概念的误读,以及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式的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忽略,这一假说也受到了批评,质疑作者将垄断资本主义的亚形态误认为资本主义的终结。跳出审视的眼光,本文更关注的是迪朗对社会平台化进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之针砭而引发的关于平台的思考,并以此为启发尝试初步建构起“平台帝国”的全新想象。

数字平台越来越表现出对内权力滥用、对外肆意扩张的帝国化倾向,成为诸多社会经济乱象的根源。基于在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的多年积累,威利·莱顿维塔的《云端帝国:数字平台如何重塑经济与世界》一书对数字平台帝国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首先分析了莱顿维塔的“云帝国”概念及其采用的制度历史分析视野,解释其中隐含的嵌套市场模型假设和制度变迁的异步性。在此基础上,呈现了数字平台通过建构电子商务市场制度而崛起的历史过程,以及面临市场利益相关者反抗所做出的制度调整。本文还将莱顿维塔的云帝国理论与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对比,以说明该书在批判平台资本主义与提出替代性方案上的理论贡献。该书作为一本严谨、科学的学术专著,兼具可读性,但也因缺乏一个统领性的分析框架而存在一些不足。

约瑟夫·魏岑鲍姆为躲避纳粹而移居美国后,致力于数学研究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他因ELIZA程序而闻名。该程序的功能是模拟一位(至少在表面上)试图从心理层面理解客户的心理治疗师,成为现今模拟人类语言的聊天机器人的早期先例。魏岑鲍姆的研究使他逐渐对计算机的可能性、局限性和用途持批判态度。他关于计算机对人类经验世界影响的开创性著作《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触及了一个在当时全新、很大程度上未知且即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的领域。本文为魏岑鲍姆在1998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主要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类比论证,以及人机关系的批判性思考。

通用人工智能标志着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ChatGPT4.0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中,其生成物对传统的知识产权规范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本文在阐述通用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通用人工智能存在的输入端、输出端和生成物归属问题的相关著作权困境,从而构建出通用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法律回应的具体路径:应当承认通用人工智能输入端的必要性;发挥版权集体管理和代理制度功能,设立针对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作品“禁用期”;区分不同情况,考虑赋予人工智能独立或部分版权;将通用人工智能虚拟作者的作品收入进行相应合理分配。通过具体的制度构建,在保障自然人权利的同时,激发通用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共同为人类福祉贡献力量。

大数据为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与分析维度,推动了从宏观到微观、从解释到预测、从理论到数据的研究范式转变。 本文从科学实证精神的五大原则(新知探索、怀疑精神、理论解释、可验证性、循证为本)出发,讨论了个案、实验、调查和大数据四种数据形式的各自特征及其对科学实证研究的意义,进而提出传统数据与大数据结合的四种途径:实质问题的大数据分析、大数据测量对传统数据测量的改进、理论导向的大数据预测、线下随机抽样与线上数据收集的有机结合。 这些结合途径不仅拓宽了数据来源,增强了分析深度,还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最后,本文提出数据驱动的理论导向实证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大数据驱动的理论验证与发现、数据挖掘与测量融合、群体特征与总体趋势分析以及实体样本与模拟样本的结合,强调了大数据资源在推动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行为公共管理是21世纪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以行为科学为指导,旨在填补传统公共管理在微观基础方面的不足,已成为促进政府—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关键因素。本文在现有理论基础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的基础上,剖析了现代科技在理论、方法及实践层面对行为公共管理产生的影响,并有如下研究成果:第一,构建了现代科技发展对行为公共管理的影响模型;第二,在技术进步背景下,实验研究法、大数据研究法等方法在行为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成为可能,其研究范式从传统模式向“大数据+”现代行为公共管理范式转变;第三,现代科技的发展提升了预测和决策行为的精确度与可行性,但试图实现完全精准的行为科学预测和决策仍是不现实的;第四,现代科技发展为构建良好的“政府服务—公民参与”互动场域提供了有力支持。

约瑟夫·魏岑鲍姆于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ELIZA,堪称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计算机程序之一。ELIZA,尤其是其最著名的人格DOCTOR,至今仍是程序员的灵感源泉。它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AI)更广泛的讨论,催生了诸多对其的模仿。作为所有对话界面和聊天机器人的鼻祖,ELIZA尤其令研究AI和计算领域的工程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着迷。ELIZA能凭借相对少量的计算机代码生成类人回应,这一能力为大量类似程序铺平了道路。这些程序以对话智能体和其他人机界面的形式出现,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催生出数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将探讨魏岑鲍姆对AI的贡献,并结合生成式AI(如ChatGPT)的当代发展状况,思考其更具批判性的著作。此外,本文还将通过研究有关ELIZA的讨论,为当前围绕机器学习和AI的争论提供一些思路。

2024 年 11 月 23 日,“传播与智能城市”国际博士生工作坊暨第四届传播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中国传媒大学成功举办,20 余位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了“平台城市”的未来发展。全天讨论激烈,诸多理论线索可被概括为本土经验、学科边界、实践导向、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五个方面,将为平台城市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路径和本土化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指引。

技术变革重塑了社会结构与公众参与的形态。传统公众参与理论大多建立在“固态社会”或“液态社会”基础之上,已难以解释当下政治生活的真实图景。本文提出社会“气态化"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原子化、弱连接以及互动瞬时性的新型社会形态,并以此为切入点,深入理解智能时代的公众参与转型。在社会“气态化”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技术赋权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公众参与模式，具体表现为:其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拓展了参与范围的广泛性，让原子化的个体能够更为便捷地参与公共事务;其二,信息传播恰似气态分子的相互碰撞,使参与对话呈现出瞬时爆发的态势;其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了参与理性,推动自下而上的有序性得以涌现。基于此，构建新的社会形态理论话语对于理解智能社会而言意义重大。

数字劳动下劳资关系所呈现的“缓和”新态势,并不能瓦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释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对抗性和资本逻辑的反人性,这一理论框架在当下仍然具有足够的现实穿透力。本文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适用性,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为线索,梳理资本与劳动之间冲突的建立、隐匿、重现和消解的过程,并指出劳资关系背后的资本逻辑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阻碍和抑制,倡导充分发挥数字劳动的合理性,通过提高劳动者能力素质、积极赋权数字劳动者、打破数据传播闭环、遏制平台垄断和非法营利等途径,破解个体数字化困境,推进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

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是实务、司法和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解决方法应回归对技术方案中自然人贡献的认定。挖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成因,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本质是“自然人贡献+工具贡献”。自然人贡献不仅涵盖了自然人对技术方案的直接贡献,也包括对人工智能的构建、训练、调整等技术革新性贡献。工具贡献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利用工具的能力水涨船高,使工具贡献本质上不具备“非显而易见性”。对待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应在现行专利法框架内合理确定技术方案中自然人的贡献,通过对比现有技术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最终确定是否符合专利法的创造性要求。

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历史深度和传统积淀的正能量文化在网络空间中出现;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消费渠道是否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络消费渠道对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影响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网络消费渠道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网络消费渠道对澳门内地生的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未产生显著影响,内地网络消费渠道对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作用在内地澳门生群体中也未见显现。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冲动消费观念、理性消费观念均是网络消费渠道影响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重要中介因子。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相对于女性大学生,网络消费渠道会增强男性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消费;相对于澳门身份大学生而言,网络消费渠道对内地大学生群体的影响更大;大学生社会兼职时间越长,网络消费渠道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影响越小。

本文从使用的角度对AI系统进行思考。聚焦于对话聊天机器人,从魏岑鲍姆的ELIZA谈起,概述到ChatGPT的重大科学进步。文中的主要讨论基于作者为探索ChatGPT这一知识资源而进行的数次实验—反思循环。分析部分从准确性、结构、语境、视角和偏见等角度思考ChatGPT的回应。批判性评估始于这样一个观察:ChatGPT会在未明确自身能力范围的情况下,给出清晰准确结果与任意错误信息的混合。这引出了系统的关键问题,即它如何与“真”相抗衡,这又涉及用基于文本相关性的概率替代品取代“真”的理念。在负责任的使用中,ChatGPT之类的系统必须融入人类学习文化。这一过程的框架应包括坚持真实性、提升人类能力的动力以及强化共同体内的责任结构。

本文运用图像识别和微表情识别方法对网络直播过程进行数字化研究,并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直播实时互动观众数量进行动态建模,呈现了网络直播中情感资本转化的复杂动态过程。研究发现,情绪的强烈程度而非积极程度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主播积极的情绪表达有助于稳定地吸引观众,而消极的情绪表达虽然更能刺激观众互动但也会带来反作用。本文一方面揭示了情感资本在智能时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展现了计算社会学研究范式在网络直播情境研究中的应用潜力。

平台作为变革性力量正在改变我们体验城市的方式,同样也在重塑探讨场所营造的语境和视角。平台的基础设施性角色、用户的多元实践和其他主体的加入,使得城市中的场所营造成为一个充满异质性、丰富细节和张力甚至冲突的领域。通过探讨平台城市主义、数字场所营造等理论,并对相关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本文试图厘清从数字场所营造到平台场所营造的演进脉络,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化如何影响了作为城市理论经典概念的场所营造既存的矛盾性,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二分。最后,本文着重反思了平台化语境如何影响了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属性和功能。

“平台”概念常被回溯到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中,从芯片硬件、应用软件直至智能交互技术,都被视为彰显数字平台特殊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进一步将数字平台与城市的联系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尤其聚焦20世纪的社会技术物———汽车。通过对贯穿20世纪的汽车文化及同期城市空间的研究进行梳理,本文以流动和连接为线索,在空间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再思汽车社会化进程与城市空间意义的相互构建,并探讨这两条脉络在当下数字平台城市研究中结合的可能性。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使得过去各有偏向的空间研究在概念上有所呼应和互补,正如数字平台在既有城市基础设施上的整合、联结与扩展,展现出了强大的网络组织效应。在探讨平台城市时,我们不能忽视既有漫长城市发展史所积淀的思想资源。

经典社会团结理论的关键留白是对技术的忽略。连接技术影响连接机制,连接机制形塑团结形态。自涂尔干以降,社会连接机制经历了物理连接向抽象连接的转变,社会团结亦经历了有机团结向生态团结的转型。数智时代的机器作为具有自主性的准人类行动者已然介入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乃至意义建构领域,经典社会团结理论因局限于人类自身而失效。本文提出社会连接机制正在从抽象连接向人机连接变革,生态团结也在向人类团结再次转型。本文还指出,人类团结本质上是人机互生,在机制上则表现为人机主体的相互建构和行动的伦理协同,以及治理的实践递归。人类团结的目标是在承认机器自主性的前提下维系人类主体性和人性尊严。基于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架构,本文还主张主权国家通力协作维系人类团结。

作为新兴数字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l)不仅带来了技术变革,还正引发或即将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本文从劳动分工、社会不平等、权力体系和社会文化四个方面,探究 GenAl 的多元社会效应。在劳动分工方面，GenAI凭借自动化重复性任务以及高效的信息整合能力，推动综合性人才培养与组织扁平化，同时或催生灵活就业形式，但也存在技术性失业风险。在社会不平等方面,GenAl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复杂且多面,它降低了信息获取门槛,促进了公平,然而也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并放大既有偏见。在权力体系方面，GenAI促使知识权威去中心化，但算法权力进一步放大，技术垄断和权力集中化或重塑国内、国际竞争格局。在社会文化方面，GenAI降低了创作门槛,推动文化普及,但可能导致文化同质化、原创性削弱以及知识产权归属争议。本文强调，需结合数据导向的实证研究,从跨学科视角充分评估该技术的潜在社会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正经历深刻变革。与传统定量、因果推断方法不同,计算社会科学通过算法驱动的仿真建模与数据发掘,为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释力与预测力。本文聚焦数字技术对社会理论的革命性影响,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同时,重塑社会理论的基础逻辑与知识体系。研究指出,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推动下,社会理论经历了模拟化转向、独异性逻辑和人机共生的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AI)会带来大量失业,有学者却认为AI 会促进就业。如何理解其中是非?笔者认为这源自学者们的不同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在日常生活、学术研究和社会治理中至关重要。首先,本文梳理出多种问题意识观,包括“意识到问题”“关切到现实”与“反思与批判”,发现学者通常固化地理解“问题意识”,而没有认识其体系。其次,本文认为,问题意识是蕴含怀疑与追问、反思性批判、反思之反思三层意识的体系,本文称之为“问题意识层系”,并重点关注“发问”意识,梳理出多种发问方式,其中本真式发问最艰深。再次,基于问题意识层系分析关于“AI与就业”的相反观点:不同学者缺乏不同层级的问题意识。最后,本文指出:应坚守“我思言行故我在”,在行动中“解决”问题;预防意识很重要,但因思维局限,人们缺乏预防意识且难充盈,因而难免出现问题。

基于 2018 年和 2020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对智 能穿戴给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涵盖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症状)带来的影响 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影响的性别差异。 基于追踪观测期间的两 次智能设备使用状况,本文将老年人分为四组:从未使用组、中止使用 组、新发使用组和持续使用组。 研究发现:(1)相较于从未使用组,中止 使用组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下降,抑郁症状明显增多,而新发使用组的生 活满意度有所提高;(2)相较于持续使用组,中止使用组的生活满意度降 低,抑郁症状加重;(3)中止使用组主观幸福感的降低程度不存在性别差 异,新发使用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在女性老人身上尤为明显。 在人口老 龄化与社会智能化叠加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为我国持续推进适应老年人 需求的智能化服务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聚焦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外出就餐实践,选取Z世代成年消费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揭示,在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用户的外出就餐行为呈现出决策前置、去空间化、消费中介化及“求新”化的趋势。这些变化进一步在用户的社会心态层面引发了一种寻求安全感与不安感的内在张力,具体体现在“避雷”心态的形成、信任机制的重塑以及“薅羊毛”价值观的建构上。借助“结构—能动”框架,研究明确了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平台正逐渐“固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然而用户并未被动地接受这一结构,而是围绕其展开了积极的物质性实践。

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其国际竞争力与新的大国竞争格局紧密相关。本文以33个国家为样本案例,通过建立资源—能力—环境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影响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不同因素组合,研究发现:数字资源、主导能力和营商环境是提升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国家获得高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组态有4条,分别是数字资源—营商环境型、数字资源—主导能力—营商环境型、以数字资源—主导能力为核心的全面发展型、以数字资源—主导能力为核心的创新能力型;导致国家产生低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组态有3条,分别是数字资源—创新能力不足型、全面不足型、数字资源—能力—营商环境不足型。

自 Transformer 架构问世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突破算法壁垒,重塑生产逻辑,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在此背景下,社会学知识生产正面临范式重构。本文聚焦智能社会学研究范式,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的回溯与总结。首先,文章回顾了学者们关于智能社会学的内涵、边界和研究方法的主要观点，强调智能社会学作为一种新范式,是对时代变革的回应。其次，文章从生产方式变迁、社会结构重组、文化实践转型和微观互动方式等层面,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及其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大数据处理定性与定量方法融合以及跨学科协作三个维度，探讨了智能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拓展。本文整体展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社会变迁和社会科学范式转向的多层驱动，为后续的实证深化与经验讨论奠定了研究脉络和问题图谱。

街景影像资料是开展安全感知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然而以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人工评分，会受到成本限制，难以在空间尺度和覆盖范围之间取得平衡。本研究选取西安市1005 处四方位街景影像作为样本,对基于视觉语言模型的标注方法的可行性进行评估，重点聚焦于标注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其中，信度评估指标设定为两次独立模型标注结果的差异绝对值,效度评估指标则为人工标注结果与模型标注结果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大语言模型的标注结果在信度和效度方面表现良好:平均差异为5.4分(100分制)，46.4%的案例标注结果完全一致,17.0%的案例差异处于(0,5]分区间;高信度标注结果与人工标注结果的相关性达到0.698。内容分析揭示了视觉语言模型评分推理的关注要点。综上所述，基于视觉语言模型开展街景安全感评估具有可行性，但在现阶段建议采用经过交叉验证后的高信度结果。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不应仅被视作研究对象，更应成为推动社会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技术引擎。基于大规模抽样调查开展统计分析是社会学量化研究的主流方法,然而它往往存在一些难以规避的缺陷,如成本高昂、时效性差、敏感议题测量误差大等。ChatGPT、DeepSeek 等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在这方面提供了新思路，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已能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人类的思考与行为。使用若干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对其训练后,可认为该人工智能习得了中国情境下人类社会的大量因果逻辑、态度与行为,故而可直接将其作为抽样调查的受访对象,即用大量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受访者来收集调查数据。毫无疑问,将人工智能作为受访者和社会模拟器,具有成本低、时效快、不受伦理问题困扰等优势，但也存在不少潜在风险。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应遵循以理论为指导、以抽样调查数据为锚点、立足现实问题等原则。

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为社会学知识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本文依托 2011年、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卫生保健模块数据,将三种大语言模型(DeepSeek-v3、GPT-40、Qwen-plus)生成的结果与人类真实应答展开对比分析，旨在探讨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硅基样本”在复现公众态度方面的表现。研究发现,硅基样本的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微观层面的个体应答、宏观层面的变量分布以及中观层面的变量关系上，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类样本与硅基样本之间存在差异;二是硅基样本自身应答一致性存在差异;三是不同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硅基样本之间存在差异。本文认为，当前的大语言模型难以精准复现公众态度，无法替代人类应答。硅基样本虽看似具备一定“可能”,但尚难真正“可为”。

近期,围绕大语言模型展开的讨论指出，大语言模型智能体能够模拟社会调查中的人类受访者，给出可靠回答，如对政治民意调查中的投票结果进行预测。然而，当前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难以判定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数据与通过概率抽样得到的人口特征是否一致。在本文中,我们借助大语言模型重复生成的硅基样本数据构建抽样分布进而比较通义千问和 ChatGPT-4 生成的硅基样本的人口特征分布,与中国人口普查(2020)和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7年数据中人口特征分布的差异。实验一的结果显示,硅基人口分布中女性占比略高于普查比例,硅基人口的年龄均值与实际人口相近,但硅基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和居住在乡村的比例过高。这反映出硅基人口数据与人口普查结果存在差距,且这一差距在两种模型中均有体现。在实验二中，我们赋予通义千问和 ChatGPT-4o 智能体与 CGSS 2017 受访者相同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让它们回答有关收入分配的态度问题。两种大模型的回分布高度相似,且与人类受访者的回答明显不同，呈现出强调社会公平和福利制度的偏好。同时，硅基样本生成答案的差异程度远低于人类受访者。最后，我们探讨了运用大语言模型进行人口统计推断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