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养老领域是缓解养老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鼓励智能技术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智慧养老逐渐兴起。但由于我国智慧养老起步较晚，其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与困境，而国外成熟的制度模式与技术实践能够为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提供借鉴。本研究旨在分析国外智慧养老的概念、研究进展、模式体系以及技术产品的实践与应用，梳理我国智慧养老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根据国外经验总结出推进我国智慧养老进一步发展的路径与建议。

本文在介绍与评述《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的基础上，区分了社会技术导致的黑箱和技术自身导致的黑箱及其影响。然后引入数据政治的三重维度，分析两类不同黑箱社会的形成路径，揭示以“数据一算法”逻辑为特征的智能社会对数据的讨论及其所具有的优先性。

我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老年人日常照料、健康服务、生命安全保障需求迫切，然而，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养老市场尚未定型。智慧养老产业因可节省人力、物力，在理论政策和实践领域呈现多元化样态快速发展。智慧养老延伸场景主要包括家庭、社区、医养机构等，其发展是技术、政策、市场等多重机遇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在需求端面临供需动态匹配难度大、有效需求培育不足、老年人接受使用能力弱，在供给端存在制度设计滞后、资源投入有限、数据碎片分割、人才储备不足等挑战。对此，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平衡供给需求、注重人才培养予以解决。

可以预期，随着新生命科学和技术不断取得胜利，除了与科学唯物主义兼容的更加禁欲的版本，像是被(错误地)称作“超越冥想(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那种东西之外，宗教将会消失。不过，最近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奇怪的复兴，人们又开始思考(可能也在体验)“神”了，这个“神”以科学和技术的新突破为基础。这里主要的概念是即将到来的“后人类”( post-humanity)：随着新形式 AI的出现，我们的个体心智将与全球人工智能相融合，形成一种无所不包的单体( singularity)。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引发了智能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的出现。本文对社会学领域智能社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劳工经济与生产、技术权力与治理、社会互动与情感体验、社会不平等、智能社会研突的理论和方法革新等。目前，智能社会研突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还处于初步阶段，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

随着技术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迈向与网络社会明显不同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大量使用，深刻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与社会情感。本文从智能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和技术自主性出发，分析了智能技术对于当前社会的影响和挑战。社会科学学者要以“社计师”的立场，不仅从事交又学科的研究，而且参与技术导致的结构性社会变革，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与应用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对青年人观念的形塑有着重要意义，但已有研究仍缺少经验数据的讨论。本文基于 2021 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数据，着重阐述了青年人使用移动应用程序(APP)的状况及其与婚育观念之间的联系。数据显示：其一，青年人对熟人社交类、视频社交类、图文社交类和音乐类等娱乐社交性质的APP使用较为频繁，在APP使用偏好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其二，不同程度地使用各类APP与婚育意愿的分化有关，APP使用从三个层面影响了青年人对婚姻和生育意义感、非传统婚育行为的认知。本文从数字技术的角度为青年人婚育意愿的持续走低提供了解释，未来研究应基于追踪数据做进一步因果检验。

在中国快速老龄化与数字技术普及的背景下,低龄老年人面临着数字鸿沟的挑战,其数字素养对幸福感的影响愈发显著。本文借助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深入探究了低龄老年人数字素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低龄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数字社交素养和数字工作素养的影响更为突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子女数量较多以及处于高网民规模地区的老年人群体,其数字素养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提升社会经济地位和改善主观人际关系判断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推动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并加大对低网民规模地区老年人群体的数字教育支持,助力老年人在社交和工作场景中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进而提升幸福感。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与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的双重背景下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愈发凸显。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6年、2018年两期数据，本文关注三项数字融入指标（网络接入与否、数字技能熟练度和网络参与广度）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进而考察这些影响在不同教育水平和城乡群体间的分异。数据结果显示：第一，整体而言，网络接入熟练的数字技能和广泛的网络参与都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即呈现出数字“疗郁”效应：第二，进一步考察群体异质性发现，网络接入与网络参与的“疗郁”效应受到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的调节。网络接入效应更有利于高教育水平者，而参与广度效应更有利于低教育水平者：相比于城镇老年人，接入效应和广度效应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状况的改善更为明显。因此，在进行网络数字服务的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应将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纳入考虑，以便更为有效地发挥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在中国逐渐壮大。他们试图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在身份认同、整体自主性和社会互动等方面建构自己的生活哲学,其社会实践可被视作一场大型生活实验。社交媒体等载体孕育和强化了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他们解构传统工作观念,秉持新工作主义理念,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数字游民的地理套利行为一方面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也可能改造传统乡村生态。数字游民的发展尚处于探索期,其结局是找到人生的旷野还是回归主流,仍未可知。

随着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推进,中国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高速发展将助力高质量、独具特色的数字社会转型和重构"本文根据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发展与演化,首次提出了社会计算的发展三阶段,并结合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学科发展及社会转型需求,凝练出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4+8"方法体系与前沿动向。本文从社会计算发展与社会形态变迁、中国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基础与优势、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研究转型等多角度,阐述了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助力中国数字社会转型和重构的体系框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大数据的发展改变了信息的性质，进而改变了公共决策的过程和范式。为了更好地回应这种改变，信息处理需要更加快速、科学，这样决策才能更加智能，政府才能更加"智慧"。由此，智能政府建设需要格外关注组织分配资源和收集决策信息的方式，但目前该议题仍缺乏基本的科学框架。注意力机制揭示了智能体如何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快速筛选和判断有价值的目标，这启迪了智能政府建设。然而，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既有讨论主要聚焦于行政和政策的注意力要素，注意力机制也坍缩成了简单的概念，从而丧失了因果机制与解释能力。因此，有必要通过解释和优化的路径，将注意力机制进一步引入智能政府决策信息的学术探讨和实践活动之中。

自我的形成过程、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数字社会中,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但这也伴随着个体心理危机,以及个体化、个体社会性等议题中的理解偏差。在阐述个体自我论和社会自我论两种研究取向的基础上,本文以符号互动论的代表性人物米德的社会自我论为切入点,强调自我的形成需要有他者的在场,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互动中产生。本文分析了数字化社会中社会互动形式的变化,认为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个体社会关系和自我认同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形成不带有他者经验,而是说明社会组织本身的分散性。为在分散的数字社会中加强碎片化自我的建设,本文提出两种路径:一是借助项飙的“附近”概念,重新组织外界他者经验;二是利用霍耐特的三种承认模式———爱、法律和团结,在三种承认模式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认同。

依历史逻辑，以数字劳动内涵、特征为主线，综合梳理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的承嬗离合，发现学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解已从追本溯源式的文本考察过渡至实践应用逻辑主导的反思。当前学界聚焦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在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剥削与异化以及非资本主义的数字化社会探索等方面。本土的下一步研究将会立足我国现实，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在理论资源从单一走向多元、学术话语从封闭走向融通、问题解决从抽象走向具体、研究主题从一般走向特殊等四个方面展开，找寻既克服数字劳动隐匿剥削弊端又保留其为数字生产力所带来的积极动力的方案。

2015年,《数字社会学》由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狄波拉·勒普顿撰写出版。2022年,《数字社会学》中文版面世。本文是对《数字社会学》内容的简介和评价,重点介绍数字社会学的理论,包括全球信息经济与产消合一、作为社会物质客体的数字技术与数据、新型权力形式与数字监视、数字具身化理论等;介绍数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包括数字技术的使用与数字社会不平等、数字政治及数字公共参与、身体与自我、数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本文认为,《数字社会学》有其价值、贡献与不足。在数字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中,应该重视基础性学术研究与产出,兼顾学理性问题与经验性问题,加强理论话语,促进国际传播。

随着全球范围内数字平台的崛起和垄断趋势的形成，文化生产的“平台化"已势不可当。《平台与文化生产》一书围绕文化生产的"平台化"现象，为读者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分析框架。该书从市场、基础设施、治理等宏观制度层面探讨“平台化”对文化产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重点分析了劳动、创意和民主等文化生产实践如何在“平台化”过程中得以重塑。当前，中国的新型文化产业和平台蓬勃发展，亟待学者学习与借鉴国际前沿的平台研究，对“平台化”潮流展开更为细致和全面的研究。

人工智能就其内涵而言是一种致力于模拟、延伸、替代和超越人类智能的前沿科技,具有使人从动物式奴役劳动、无思想的机械劳动和被剥削的异化劳动中摆脱出来的可能,预示着劳动的真正解放。然而,就其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而言,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资本竞争和增殖逻辑的产物,其发展因而呈现出功利性、盲目性、狭隘性和不确定性,即它在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促进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人对技术的依赖和技术对人的控制,扭曲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以现代资本主义竞争中时间的短缺为底色,以科技加速推动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等社会整体加速效应为基本影像,二者结合的后果是新异化的诞生,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冷漠和疏离。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及其新异化思想,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补充,但罗萨致力于从新异化的抽象对立面即共鸣关系的创建去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从系统性揭露和批判新异化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对社会进行系统性变革,他的理论主张最终只是阐释而无力消除异化。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数字化趋势相互交织,“银发一族”已成为信息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群体。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构建数字鸿沟指数,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展开实证分析,探讨数字鸿沟对银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抑制了银发家庭的消费。从个体特征来看,低龄、女性、已婚未离异、文化程度高、身体健康、非农业户口以及养老金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从家庭特征来看,同住家庭成员较少、家庭总收入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因此,应从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缩小中国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以释放银发家庭消费潜能。研究结果拓展了对数字与信息时代老年消费影响因素的认识,为优化面向银发家庭消费的人口与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伴随着网络扶贫的深入推进，农村数字化发展与非数字配套机制不断完善，农村电商迎来了蓬勃发展。面向“十四五”规划时期，农村电商将在促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消费潜力、重要战略衔接、新发展格局构建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是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点抓手和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农村电商也面临配套体系不完善、产业带动能力有待增强、消费潜力仍未释放等问题与挑战。基于上述，本文给出了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体系建设，聚焦重点提升农村电商内生带动能力，加快探索农村电商的创新实践模式。

农村独居、高龄和失能老年人面临多重挑战,其长期照护需求受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等因素限制,一直未得到有效满足。 此外,家庭养老照护逐渐式微,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压力较大,互助养老的专业性不足,以及各方社会组织服务水平较低等现实困境和挑战逐渐显现。 为此,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引入社会资本以补充养老服务体系,并推进“互联网+养老”模式,以保障养老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与效率。 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 J 社会企业为例,分析其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时的运行机制和面临的现实困境,总结社会企业参与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经验与启示,以助力社会企业更好地提供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保障他们的晚年幸福。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就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社会建设做出重要部署,我国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不断健全、完善。本文梳理、总结了深圳、杭州、苏州等地地方政府政务数字化发展经验,服务于建设强化市场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府,在数字化平台,高效率、高质量地实现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

本文基于DPSIRC框架，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和控制六个维度，构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融合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进行主客观赋权，借助TOPSIS综合评价法计算疫情前后城市韧性指数，多视角分析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韧性水平，刻画城市韧性在疫情冲击下的时空特征演化。研究发现：我国疫情防控常态有效，长三角城市群的韧性水平呈现出“一超多强”、稳中有升的局面；相较疫情发生前，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韧性水平在疫情冲击后仍实现了金字塔等级结构上的攀升；长三角区域存在多个高韧性中心城市，受疫情影响，高韧性中心城市与低韧性周边城市的韧性水平差距有所增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本文采用 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1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5日的1373篇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近几年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国内外文献的对比结果显示，国际文献的研究起点早于国内，研究深度高于国内并在该领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第二，研究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议题的国家或地区通常具备相对较好的经济条件，同时面临较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第三，国际文献相较于国内文献具有先发优势，其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已形成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国内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根据自身社会经济以及人口老龄化特点进行相关研究，加强实践性与应用性，积极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

主观年龄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而年轻化倾向的主观年龄则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影响，对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的影响，比较不同性别和是否失能老人之间的异质性，并检验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数据结果显示：第一，互联网使用有助于老年人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失能老人群体形成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更为有利，且更有助于女性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和外表年龄,而男性则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老化年龄；第三，社会适应在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并对老化年龄的影响解释力最大。因此，在推进智慧养老的过程中，应考虑到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性别及是否失能等，从而充分发挥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积极作用,为实现积极老龄化、促进老年人幸福生活提供有效路径。

在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为老服务的供给低于需求。“时间银行”是很重要的为老服务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针对我国“时间银行”探索和实践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区块链的养老“时间银行”机制研究和设计。通过选择联盟链，设计养老“时间银行”的任务流程和功能、分层架构拓扑结构和交易流程，构建具有公信力的身份和服务认证、精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去中心化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系统，提升组织和运营管理的效率，实现养老“时间银行”的通存通兑、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

历史上,东方主义话语持续建构了关于东方的发展停滞、文化落后的他者形象。然而,随着东亚地区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其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对传统东方主义的解读提出了新问题。数字时代与东方主义的相遇在延续后者认识论传统的同时,在新技术与新媒介环境下不断被激活,并形成了新的内容。科技与游戏东方主义在流行文化、政治话语中出现。 尽管通过加入科技元素重塑了现代亚洲的形象,但对亚洲科技的妖魔化、污名化,以及对亚洲的非人化、机器人化想象,仍然折射出西方在面对全球竞争时的发展焦虑。要超越数字时代东方主义的限制,我们不仅需要彻底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逻辑,还需要摆脱我者与他者的二元认识论迷思。

《三体》不仅在人物刻画和情节描写方面蕴含诸多社会学元素，而且也提出了一种名为“黑暗森林法则”的社会理论。本文由此出发，对社会合作何以可能进行了讨论。借助阿克塞尔罗德、诺瓦克、鲍尔斯与金迪斯等人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合作一方面产生于人类社会的自然进化，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不断推动世界社会前进的基本机制。就此而言，善良是社会进化和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和终极尽头。

2020年，针对新冠疫情的健康指南极大限制或关闭了亲临现场的民族志研究，许多研究者因此开始转向使用微信、推特和Discord平台进行线上定性研究。在社会学中，这类日益涌现的定性研究常被置于“数字民族志”的树荫之下。然而，“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这个问题依然有待商榷。本文认为，数字民族志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民族志学者在田野点就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进行协商，而诸如内容分析或话语分析等其他形式的定性研究并不需要这种协商来满足其认识论立场。为了阐明这一论点，我们将提供一份关于社会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数字研究的简要综述。之后，我们会基于自身在数字社区和在地社区的民族志研究经验（在地民族志），探讨关于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的抉择会如何促进或禁锢有意义的民族志数据采集。我们也将深入讨论如下相关问题：网络匿名的较低门槛是否合理化了隐蔽研究? 匿名性会产生更丰富的数据吗?数字民族志学者应如何融入研究环境中去?数字参与可能产生何种回响?我们认为，数字民族志与在地民族志共享一种认识论，使其有别于非参与形式的定性数字研究，即要求研究者长期用关系型方法在田野中收集数据。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人类的生活世界正在经历数字化变迁。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正成为权力的新来源和新表现形式,为传统权力概念赋予了数字化特征。这种权力的本质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针对《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一书试图从技术的透明化和技术权力的分割两个维度突破数字系统控制的思路,本文基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客观评析。

在数字化浪潮里,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愈发凸显。本文把老年群体分为三类,即数字技术熟练使用者、“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并基于全球在地化视角,探讨上海在数字技术适老化2.0升级行动中,怎样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下新旧媒介并行的微粒社会。经由实地调研新加坡、瑞士、日本等国的经验,剖析其相关做法与实践案例,提出上海的具体实施路径。本文指出,培育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保留传统服务方式、推进科技无感化转换、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支持网络,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社会参与和数字消费的内生动力等,可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推动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

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从为城市失能老人提供居家养老照护的主体来看，家庭、社区、市场和志原团体尚未形成完善的资源整合机制。加之各主体间的信息交流、资源融合缺乏引导规范，导致照护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本文通过对国内各照护主体的照护参与现状、发展趋势进行整理与研判，从整合内容、整合主体、整合场域、整合方式四个方面提出信息化背景下多元照护主体协调互动、照护资源有效整合的思路。

不同于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金融对居民物质福利的影响，本研究首次评估了数字金融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本文将数字金融指数省级数据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削弱作用。数字金融的幸福削弱效应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中都存在，但在后一类群体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使居民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损害其心理健康来降低幸福感。因此，应重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发展质量，从而实现居民物质福利与心理福利的同步增长。